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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汪曾祺去過的茶館

發布時間:2019/10/22 21: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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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是江蘇人,他的祖父是位貢生。所謂貢生是古代科舉制度中高于秀才,低于進士的一種身份,與舉人相當。貢生中優秀的已經可以選拔去擔任縣級官員了。

汪曾祺先生的家境相當殷實,或者說相當富裕,有兩三千畝水田,兩家藥店,一家布店。這在地少人多,水稻高產的江南應該算大地主家庭了。

 

汪曾祺的父親是個多才多藝的富二代,金石書畫、體操足球,外加中國功夫,樣樣都會。家里還置辦有各種中國樂器,時常有人來求賜畫。這一切都使汪曾祺養成了對生活中的細節和優雅的敏感與追求。

 

1939年,日本人已占領江南,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來到昆明考取了西南聯大中文系。后來成為汪曾祺妻子的施松卿也是這一年考上西南聯大的,施松卿先是和現在還健在的楊振寧一班,后來因病休學一段時間,回校后轉到那位上過央視朗讀者節目的許淵沖先生所在的英語系。許先生前幾天還來昆明參加了西南聯大的校慶活動。

 

汪曾祺,江蘇高郵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其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作品有《受戒》《晚飯花集》《逝水》《晚翠文談》等。

 

和汪曾祺、施松卿、楊振寧、許淵沖一同考入西南聯大的還有一位來自云南西部景谷縣猛主大山的學生,他的名字叫陶其禮,家族是煙幫大佬,有自己的武裝,他的五叔在昆明開有大昌金行和新華茶莊,新華茶莊后來改名大昌茶莊和鼎盛茶莊。他考入的是經濟系,卻和汪曾祺一樣都選擇了沈從文的課。

 
那時的云南是抗戰的后方,小小的昆明城一下子涌入這么多大學、機關、軍隊、難民,窘迫之態在所難免。雖說聯大建了新教室,但畢竟是戰爭時期,教室和圖書館的桌椅有限,宿舍則根本沒有桌椅。
 
聯大還有另外一個窘迫的地方,就是聯大的開水是由工人燒的,一天供兩次,燒好后用桶提著到學生宿舍喊學生來打,學生的儲水器五花八門,工友們是直接用這些儲水器進桶里舀水的,本來就比較混的水,各種器皿一舀,就更渾濁了。所以一些挑剔的學生只把學校的水當成洗臉、洗腳水,喝水、自習就到外面的茶館去,這造成聯大附近的茶館有選擇地繁榮起來。
 
之所以說是有選擇地繁榮,是因為昆明的茶館也是有個性和氣質的,有些茶館去的都是農民和趕馬人,有的茶館是車夫和司機,有的還是小偷們聚會的場所,學生進去會覺得太隨便,噪聲也大。而有些茶館學生喜歡,成幫結隊進去讀書、打橋牌,農民進去就覺得氣場不對,或者被茶館主人怠慢,或者自己覺得不適,悄悄地退出了。


 

20世紀40年代西南聯大校舍一角。

 
 
第一家茶館:吻合度50%
 
汪曾祺1984年寫作的回憶散文《泡茶館》回憶了當年在昆明求學時聯大周邊的眾多茶館,提到的第一個茶館,就是陸姓同學洗漱、泡茶、吃餅、看書都在一處的茶館,這個茶館似乎是甬道街(今省中醫院附近)上的“勝利茶社”,經理是一位姓張的女士。
 
這個茶館面積不大,有五張桌子,沒有雇傭伙計,老板娘自己親自經營。這個茶館和其他茶館不同之處是它備有兩個洗臉盆,兩條毛巾,茶客花一毛錢可以得到一盆洗臉水,在茶社里洗臉刷牙。勝利茶社的用茶是從復聚茶莊購買的配茶,味道尚可。
 
它的價格是,茶賣一角五,黃煙一角五,炒豆一角,洗臉水一角。由于茶館通風較好,加上客人不多,這里比較安靜,有利于讀書。老板娘為人也比較隨和,家住附近的茶客常常進進出出,有時回家把孩子抱來喝水,有時甚至帶來小茶壺,把茶碗里的茶倒到壺里拿回家喝。只是甬道街比文林街、鳳翥街離西南聯大稍遠。
 
第二家茶館:吻合度80%
 
《泡茶館》里提到的第二個茶館是正義路上的大茶館,“樓上樓下,有幾十張桌子。都是荸薺紫漆的八仙桌,很鮮亮。因為在熱鬧地區,坐客常滿,人聲嘈雜。
 
所有的柱子上都貼著一張很醒目的字條:‘莫談國事’。”這個茶館是正義路上的“華豐茶樓”,經理李華堂,1920年前后開業。他除了經營茶樓,還擁有浴室和旅社,早期,省政府逢有宴會、茶會,會場布置、茶水供應都由華豐茶樓承包,1936年蔣介石來云南,在機場設了一個接待處,也是華豐茶樓承辦的。
 
他的茶是來自回族茶商馬子輿的瑞豐號,都是些上等好茶。后來,由于茶館界另一個名人劉淑清的崛起,省政府對華豐茶樓的態度漸漸冷淡,他的生意下滑不少,他要求茶水在每碗兩角的基礎上再漲價,沒有被評價委員會通過,他一氣之下,縮小了茶館的營業,更多精力放在旅社、沐浴、酒菜業了。


 

組圖:張衛民

 

 
第三家茶館:吻合度100%
 
汪曾祺先生對鳳翥街上的茶館提到得最多,他提到的第三家茶館就在鳳翥街上段,也就是說在現在福林堂到龍翔街這段上。她寫道:“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館。這是一家小茶館,只有三張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狀不一的茶具是比較粗糙的隨意畫了幾筆蘭花的蓋碗。
 
張羅茶座的是一個女人。這女人長得很強壯,皮色也頗白凈。她生了好些孩子。身邊常有兩個孩子圍著她轉,手里還抱著一個孩子。她經常敞著懷,一邊奶著那個早該斷奶的孩子,一邊為客人沖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狀如猿猴,而目光銳利如鷹。他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卻捧了一個大碗喝牛奶。”
 
汪曾祺先生寫的這家茶館叫“榮盛茶社”,那個男人叫李財榮。茶館并不像汪先生說的那么小,它有七張桌子,能坐30多個人,有12把紫砂壺,20多個蓋碗,有5把竹煙筒。來這個茶館的農民居多。
 
不知是不是因為來這個茶館的所有學生都和汪曾祺先生一樣,有那么強的女權、平等思想,看不慣女人做事,男人閑著,還是因為學生們一來,一兩個人一桌,農民不愿意靠近,影響生意,反正這家茶館的老板娘兼伙計是不歡迎學生的,一旦有學生來,老板娘就用不開的水沏茶,以逐走這些學生。老板娘對工人和商人就沒有這么大的偏見。
 

 
第四家茶館:吻合度60%
 
汪曾祺先生提到的第四家茶館也在鳳翥街上,在前面提到的那家茶館,也就是榮記茶館的斜對面,它是:“專門招徠大學生的新式茶館。
 
這家茶館的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著白圍裙。賣茶用細白瓷壺,不用蓋碗(昆明茶館賣茶一般都用蓋碗)。除了清茶,還賣沱茶、香片、龍井。本地茶客從門外過,伸頭看看這茶館的局面,再看看里面坐得滿滿的大學生,就會挪步另走一家了。”
 
這家茶館非??赡苁区P翥街的“德記茶社”。德記茶社的經營者是一個女人,叫邢邢氏,他應該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寡婦,她帶著自己的兩個使女或者叫丫鬟經營這個茶館。茶館有房屋兩小間,但有一個大天井,有12張條桌,3張方桌,還有一張藤桌。
 
老板和她的兩個侍女把這個茶館打理得干干凈凈,墻壁潔白,杯明幾凈,中間的大天井使空氣非常新鮮。白天光線充足,晚上電燈也夠亮,來這里的人70%是大學生,有的看書,有的四人一隊在方桌上打橋牌。
 

在西南聯大,打橋牌是一個非常流行的娛樂活動。橋牌來自西方,兩兩配對,四人才能玩。它通過叫牌、打牌、計分等程序來決定輸贏,是一種比較耗腦子的智力游戲。橋牌的英文名是“bridge”,許淵沖先生就給他起了個諧音的搞笑名字“不立志”,聽起來還是頗有感覺的。

 

打橋牌由于要通過叫牌兩兩溝通,打牌技術難度也很大,所以非常容易產生誤解和爭吵。一旦聲音高起,旁邊的人會發出噓聲,大家都是學生,大多數情況是會降低分貝量的。

 

抗戰時期美國大兵到昆明市郊小茶館的飲茶照(照片選自《國家記憶》)

 

 

第五家茶館:吻合度100%
 
汪曾祺先生提到的第五家茶館也在鳳翥街上,我也找到了和他100%吻合的茶館。
 
汪先生說:“路東,是一個紹興人開的茶館。這位紹興老板不知怎么會跑到昆明來,又不知為什么在這條小小的鳳翥街上來開一爿茶館。他至今鄉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種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情緒,所以對待從外地來的聯大學生異常親熱。他這茶館里除了賣清茶,還賣一點芙蓉糕、薩其瑪、月餅、桃酥,都裝在一個玻璃匣子里。我們有時覺得肚子里有點缺空而又不到吃飯的時候,便到他這里一邊喝茶一邊吃兩塊點心。有一個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學經常在紹興人茶館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賬。不但喝茶可以欠賬,我們有時想看電影而沒有錢,就由這位口琴專家出面向紹興老板借一點。紹興老板每次都是欣然地打開錢柜,拿出我們需要的數目。我們于是歡欣鼓舞,興高采烈,邁開大步,直奔南屏電影院。”
 
 
這個茶館叫“順記茶社”,經理章繼康,紹興人,是為了做大學生的生意才開的這家茶館。順記茶社房間不大,只有5張桌子,30個蓋碗,不過也備有兩支竹煙筒。他的茶用的卻是很貴的上等香片,也就是上等花茶,評價委員會規定是1角5一碗,很多學生往往是每碗付給他2角,不用找錢。加上都是外地人,聊得來,大學生在他這里能得到很好的招待。學生們往往一杯茶水,一堆花生,書放在茶桌上,看幾頁書,用單手拿一?;ㄉ?,遞到嘴里,再喝一口茶,倒也是愜意清閑。
 
他除了賣茶水外,還經營紙煙、糖果、點心,這些都與汪曾祺先生描寫的十分吻合。他的茶館不歡迎衣裳不整喜歡講價的農民,一旦有賣菜的農民進來,他往往推說沒有開水,不給他們泡茶。
 
順記的這位章老板來昆明的時間其實是很長的,他1917年來到昆明,他的祖父、父輩都在昆明釀制紹興黃酒,開有酒莊。他先是學習釀酒,隨后又在福照街的同和染坊學習染衣服,合伙經營。早年他生活非常放蕩不羈,吃喝嫖賭抽,樣樣都會,后來,他娶了一個昆明女子為妻,生了三個孩子,人也改邪歸正,不抽,不嫖、不賭,但是大煙卻戒不了。不過,他開著這個小茶館卻也能支撐他養家糊口和抽大煙的費用。
 
文中提到的南屏電影院,則是大華茶社老板劉淑清開辦的,是當時東南亞最先進的電影院。
 

位于云南師范大學內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址。
 
 
第六家茶館:吻合度50%
 
汪曾祺先生提到的第六家茶館在鳳翥街與龍翔街口,墻上有打油詩的那家。這家茶館應該是“德泉茶社”,老板沙國柱。后來因鳳翥街茶館太多,競爭激烈,搬到了文林街。德泉茶社只有5張桌子,墻上仍掛著一些打油詩。
 
只是為吸引學生茶客,環境和衛生條件都有提高,每天都有聯大學生來看書、打橋牌。該茶館的茶以菊花茶+配茶為主,茶來自寶森號茶莊。與汪曾祺先生所寫不同的是,這家茶館雇了女員工來負責經營。
 
汪曾祺寫的文林街的四個茶館,暫時找不到對應的資料,而他寫的錢局街那個茶館應該是“永興茶社”,它坐落在錢局街,經理叫李良興。早期,這個茶館因邊上是造幣廠和兵工廠,工人、技師茶客相當多。后來,由于日本飛機轟炸大西門,造幣廠和兵工廠搬遷,工人、技師撤走了,茶館里學生比例漸漸多起來。
 
這家茶館有樓上樓下,面積比較大,有18張茶桌,4張木茶幾,有100多個蓋碗,雇傭2個職員。由于開間較大,這家茶館前半部分白天透入的光線相當強,后部稍弱,晚上整個茶館光線足夠。大學二年級,也就是1940年,汪曾祺先生每天在這里和一個外語系的同學一起看書,這個外語系的同學明顯不是他后來的太太施松卿,他聞著翠湖傳來的浮萍的氣味,邊讀書,邊觀察周邊喝茶的人,抽煙筒的人,賣酸角、賣拐棗、賣葛根的、賣泡梨的人,他把對他們的觀察印在腦子里,應用到他后來的小說中??梢哉f,茶館就是他觀察社會的課堂。
 

昆明是汪曾祺先生學習、寫作起步的地方,云南獨特的人文、民族景觀為他今后的創作、生活打下了一個綠意蔥蘢的背景。直到老年,他仍然念念不忘云南的茶館、菌子、小吃,那些跟他擦身而過的路人以及刻骨銘心的友誼。聯大、云南、茶館、菌子這些特殊的名詞,也被他用筆深深地刻在了文學的史冊上。

 

 

原創: 楊凱 

來源: 普洱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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